新刊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目录和摘要
摘 要
2024/1
刘屹 | “丝路文明研究”主持人语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丝路文明”研究,强调的是古代东西方的物质文明与非物质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这条地理交通路线,实现彼此交往与交流的意义。“敦煌学”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传统优势研究方向,一直在为“丝路文明”研究的发展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随着学术的发展进步,除了延续从中原到敦煌、吐鲁番的传统研究路径外,更亟须将从地中海到日本海的广袤地理空间内的文明交往与交流,都纳入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因此,开辟“丝路文明研究”专栏,不是为了“应景”或“赶时髦”,而是有着因应首师大历史学科发展新趋向的深层原因。于阗作为丝路南道的重镇,在体现“丝路文明”的交往、交流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对于阗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研究,也是国际学术前沿领域之一。本专栏的第一期,有幸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和北京大学范晶晶教授贡献两篇于阗历史与语言研究的大作。孟老师的文章主要论证了中原王朝在能够对包括于阗在内的古代西域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官寺”这一制度的规定和落实,既传播了中原文化,也慰藉了万里戍边军民们的心理需求。范老师的文章立足于百多年来的前辈学者对于阗语文本的释读成果,结合敦煌写本的特定历史背景,广泛联系与写本内容相关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线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观点。两篇文章,都是根据看似孤立的文书、写卷,充分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展开论述,从而使两项研究都具有了超出个案研究的意义。
孟宪实丨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唐朝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在唐代完成。佛教与中国社会发生紧密联系,人生的许多生命礼仪都在佛教的形式下完成,从朝廷到民众莫不如此。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维护丝路畅通投入巨大,安西四镇的驻兵,就是证明。唐朝在西域,不仅驻扎军队,也设置官寺,不仅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伊吾军都有官寺存在的证明。官寺是唐朝的官方寺院,通常由汉僧管理,使用汉语佛经,并接受中央统一领导。通过西域出土的唐代文献,尤其是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发现唐代官寺在西域主要是服务军队,慰藉将士军心,提供生活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种存在。
范晶晶 | 于阗语《佛本生赞》的“结构精妙”与“文采铺赡”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于阗语《佛本生赞》选取了以大光明王初发道心为首的51个本生故事,对其进行诗体化的文学加工。这部《佛本生赞》延续了佛典中佛赞文类的传统——之前被洛伊曼拟为“观世音赞”的1叶于阗语残片实际上当属某种佛本生赞写本,在礼佛之外,可能还有辅助禅修之用,因此影响到其本生故事的选择。这些故事与龟兹菱格本生图像的绘制也有共通之处,体现了丝路南道与北道之间存在佛教故事的图文交流。于阗语《佛本生赞》还是难得的文学佳作,在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场景的铺叙、心理活动的刻画方面都极富感染力,与同类的梵语佛典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李华瑞 |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说献疑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20 世纪 40 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即“造极说”)从 20 世纪末迄今二十余年,被越来越多的宋代历史、宋代文学、宋代思想研究者所接受。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尊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的宋学倾向,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发表“造极说”有着特殊的语境,因此不宜简单地用陈寅恪先生指称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之“造极”来涵盖包括文物制度在内的宋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更不宜作为夸耀宋代整体文化发达的一种标签。二是陈寅恪等学者身处救亡的历史大背景,强调华夏民族的单一性、独尊儒家文化的学说思想,是当时时代条件使然。就其尊崇气节和提倡纲常理论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之后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理论相仿佛,即“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故不能以此厚非陈寅恪。
晏绍祥丨胡钟达先生与新中国的奴隶制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奴隶制是界定古代世界社会性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胡钟达研究奴隶制的特点,在于他不仅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断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或许并未特别明确地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而且他广泛运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展了对古代世界奴隶制的比较研究,试图通过比较研究阐明奴隶制兴起的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必要的发展,并指出奴隶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长期存在的一种剥削形式,但从未在任何社会占据绝对优势,奴隶也未成为任何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胡先生的研究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对推动奴隶制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彭 锋丨朱光潜“意象”概念的批判性分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意象”是少有的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中国传统美学概念。在“意象”由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过程中,朱光潜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意象”概念,朱光潜实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对接。在从朱光潜“接着讲”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他的理论的缺陷或者模糊性。朱光潜将“意象”直接等同于“形象”,将特殊的美学问题视为一般的哲学问题,让美学陷入主客观之间的空洞争议,没能对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展开深入研究。
张 法丨中国佛塔:艺术形式创新与观念内容重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佛塔,是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因中印文化的互动而生。中国佛塔主要体现在三大地域:一是汉地佛塔,主要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汉文化的互动而产生;二是藏地佛塔,主要是印度文化与中国藏文化的互动而出现;三是云南佛塔,特别是滇南佛塔,主要是东南亚文化与中国傣族文化的互动而形成。中国三大地域的佛塔,在跨文化的互动中,都根据本土文化的需要,在佛塔这一建筑形态上,进行了艺术形式的创新和观念内容的重构,使佛塔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三大地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大佛塔体系结构。
王德胜 宋刚丨文学批评的知识化、艺术化与美育功能的实现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
“文学批评的知识化”主要指批评主体以概念、范畴和相关理论体系为主要工具,以文学认知为最高目的的批评趋向及其特征。“文学批评的艺术化”则强调以文艺创作的形式呈现人的生命体验与内在激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传统经由现代学术的改造,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而理想的现代诗性批评范式,为作为美育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具体可能性。重建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批评指向及其有效性问题,在于通过反思文学批评的知识化维度,在新的操作平台上重建文学批评的艺术化之维,在此基础上发挥其作为美育的制度化保障及其“以美化人”的美育功能。
秦兰珺丨智能机器的政治经济学审视——在 AI 时代,读“机器论片段”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沿着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的思考方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机器是一种以模拟的方式将人的脑力劳动能力转移进机器的机器体系。在资本主导的信息产业对智能技术和智能媒介的改造下,人愈发处于一种由知识丧失带来的“系统性愚钝”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吸收了人类智能的机器,就难免会出现与人对立的状况。增强人类智能的事业,需要我们在宏观上从信息社会内部,发展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限定的更好的社会生产关系,让凝结在智能机器中的人类能力朝着造福大多数人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需我们在微观上培育与不同层面的“机器”进行协商的意愿和能力,更理想的人机关系应该建立在人与“机器”的深度协商和有效磨合之上,而非人对“机器”之运作逻辑、机制、功能、要求的单方面接受之上。
窦尔翔丨信用域改：构造人类第三方“三公”平台的关键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当下国内外流行的各类平台往往缺乏第三方性。即便有第三方性，也往往缺乏“三公性”即公正、公平、辩证公开性。这是造成当下世界经济无序和减缓的主要原因，亟待用信用机制对平台进行入域权改造。“物以类层聚，人以群层分”揭示了信用合作的必要性，当代信息技术进入元宇宙和GPT时代则提供了信用治理的充分性。一旦数智经济平台形成，将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重大变化：一是理政经世治国中介化，二是人类价值观“持福致富”化，三是世界经济合作平台化。
谢新水丨从平衡到使命：对第一诚信的整体性考察——基于人性、传统与当下的维度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政务诚信作为第一诚信的命题只有通过多维论证，才能得到充分阐释。从人性角度看，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最重要、最有力量的组织，其底线功能是制定非人格化的制度，利用强烈的惩罚来消除局部利他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与此同时，激励个体维持各尽所能以保持“类”的同一性和个体差异性、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间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政府诚信都可以理解为第一诚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治理体系中，行政权没有分立出来，政府诚信是混合性的。在这个方面，王朝政府诚信既是维系家国同构治理结构的总体力量，又是平衡亲亲与尊贤原则的决定性力量，更是平衡家产均分制中代际发展不可或缺的裁决力量。在这个时期，王朝政府诚信作为第一诚信的最主要功能是平衡家、国和个体间稳定的统治关系，以维持王朝政府的合法性。
崔永东丨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与实现途径
（山东大学司法学研究中心）
本文基于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当前和今后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与终极目标的基本立场,对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认为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包括主体要素、政策要素、制度要素、文化要素和科技要素等,所谓主体要素包括司法判断力、司法拒斥力等;所谓政策要素包括司法公开力、多元支撑力等;所谓制度要素包括制度保障力、监督制约力、人权保障力等;所谓文化要素包括文化引领力等;所谓科技要素包括科技辅助力等。其中人权保障力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因为没有人权保障力就没有司法公信力。既然司法公信力的要素是多元的,因此,司法公信力的实现途径也必然是多元的。本文从队伍建设、制度保障、监督制约、司法公开、保护人权、科技辅助、多元支撑、文化引领以及域外借鉴等多个方面对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途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强调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具有全局性、宏观性和战略性,需要多渠道并举的多元建构模式整体推进,久久为功,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吴康茹丨景观书写与文学中城市形象生成再探析——以巴尔扎克小说《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为例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是巴尔扎克晚年对巴黎城市景观描绘最丰富的一部作品。该小说叙事的突出特征是在核心情节线发展中出现大量叙述时刻的分岔点,即文本内的叙述者随着“漫游者”人物角色在城市中行进,不断插入对各种城市景观的描绘。这些景观描绘涉及巴黎城市空间各个角落和场所,从现代商店、议会大厦、戏院、报社等商业、政治和文化景观再到妓女私密空间和吉普赛人算命屋等异质空间。国内外学界对该文本中的城市书写均有过研究,但是对都市景观书写与城市形象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阐释。本文力图从法国经典叙述学及空间理论等批评视角,依据作家在文本中所绘制的分层明确的都市景观地图,对这些景观符号和城市形象建构之间关系及意义进行再探析。
王成军 潘若曈丨羞耻感与“第二性” ——艾丽丝·门罗小说女性形象新论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期以来,对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大多从身份与主体、精神创伤、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来阐明女性作为“第二性”所面临的困境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鲜少对文本当中屡见不鲜的非理性情感的参与进行阐释。这便会遮蔽情感,尤其是遮蔽羞耻感作为关键因素在塑造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助推情节方面所蕴含的巨大能动性。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办公室》、《洗礼》和《亚孟森》三篇小说,以门罗女性叙事的纵向发展为线,在总览“第二性”们寻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聚焦剖析门罗笔下女性人物的羞耻感。也就是说,性别化的羞耻感叙事不仅暴露出女性所受到的异化凝视,揭示了依附心理对女性造成的情感创伤,同时,女性对羞耻感的反抗还展露出她们追求自我的意识觉醒。
宋声泉丨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钱谷融专题主持人语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开宗立派者屈指可数。钱谷融以其鲜明的治学思想、原创的理论贡献、卓越的学术成就、崇高的学界声誉独树一帜,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在第一代学人中,钱谷融既非出身于北大或西南联大的新学脉,亦不是由革命形势的召唤投入新文艺,而是受业于偏重古典教育的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在古典精神的浸染中,他渐渐养成了自由散漫、独立不羁的个性,飘逸潇洒、未以俗务经心的襟怀。1950 年前后,钱谷融开始从讲授大学国文转为现代文选等课程,参与了现代文学学科的缔造。1957 年,他发表了震动文坛的《论“文学是人学”》,在世人困于文艺教条的时刻,心向真理,坚守常识,影响更在学科之外,无愧于第一流的文艺理论家。与王瑶、唐弢等文学史家不同,钱谷融特出的学科贡献在现代文学作品的精读与编选方面。他的精讲是作为性情中人的读者在作家创造的虚拟世界中的灵魂探险,重感受、抒性灵、有古学之风,绝僵化、去矫饰、无一字空言,全副精神扑向文本,能以己心共情人物,娓娓道来,贯彻始终,有滋有味,入情入理,从细微处见精神,看似寻常最奇崛。学科史研究需要与注重代表作的学术史路径有所不同,应当在有形的文字著述之外,同时着意于无形的事功。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钱谷融的编选或引原刊,或援初版,尽力保持历史原貌。选文之思虑周密,审订之一丝不苟,辅以其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知人善用,贡献了堪称范本、印量巨大的“现代文学作品选”,以选本重编的方式,在思想趣味与审美经验上转移一代阅读风气,历久不衰。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直是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亲身尝试,从打破对现实主义的偏狭认知、恢复文学本来的多样特质入手,以文艺主张或表现风格的相似性梳理文学史的真实发展线索。在思想解放进程中,钱谷融维护创作自由,高扬人道主义,畅言文学魅力,呼唤博大心灵;晚年有感于虚浮怪诞之风甚炽,屡屡告诫门人与青年“做人必须正直诚恳,治学必须踏实严谨”。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钱谷融专题”。宋声泉撰写的《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重释》钩沉了1957年前后的时代氛围与钱谷融经典名作之间的具体联系，展现了钱谷融“人学”观有机且辩证的丰富面相。何明敏撰写的《社会主义文艺视域下的“有情思维”》聚焦钱谷融的扛鼎之作《〈雷雨〉人物谈》,通过对写作语境的细致考察,发掘出其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寻找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理想路径的悉心探索。这条未经践行即遭粗暴对待而偃旗息鼓的文艺路径仍具有当下性和现实意义。宫立撰写的《“信应是实实在在的,必本于诚,出于诚”》关注钱谷融书信的文献价值,凸显其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德性,刻画其性情散淡冲和却又极有坚守的品格。观其一生,在 20 世纪中国波谲云诡的思潮变化中,钱谷融处变不惊,不趋时屈己,不故弄玄虚,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宏通不显,深透不执,文如其人,诚朴归真,可谓“大先生”。
宋声泉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重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论“文学是人学”》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经典文章。理解钱谷融所言“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需要置于1956年前后华师大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作者受到了“向科学进军”号角的鼓舞。《论“文学是人学”》旨在为被窄化了的高尔基的“人学”论断正名，并依据自己的阐释，对当时文艺界的论争予以重评，文章引发争议的背后映射了国内文坛面对苏联“解冻时期”理论新探索的不适。钱谷融的“人学”观是对古典主义道德观、新文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兼收并蓄，有机且辩证；其最低限度是“把人当作人”，最高则指向对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发挥文学以崇高精神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的净化功能，对药治当代文坛的弊病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何明敏丨社会主义文艺视域下的“有情思维”——论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考察《〈雷雨〉人物谈》系列文章具体的写作语境,可以发现,对教条式地图解剧中人物的不满,是钱谷融着手撰写《〈雷雨〉人物谈》的直接原因, 而 1979 年续写“姓鲁的”4 篇仍是意在回应特定思潮主导下《雷雨》的评价问题。他通过阶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历史主义的评价视角对相关问题逐一展开分析。对剧中人物的同情、与作者和作品的情感共鸣则是其写作的内在动力。在具体的分析中,钱谷融承认情感的普遍性与跨越阶级的同情之可能,认为真挚的情感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所在,但又强调情感具有阶级性,作品中的情感也受作家思想的约束、世界观的指导,继而用作者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叙事诗”通向“社会问题剧”架起一条桥梁,由此论证剧作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可见钱谷融的文艺批评观仍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范畴之内,其“有情思维”也试图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寻找一条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理想路径。
宫 立丨“信应是实实在在的,必本于诚,出于诚”——钱谷融书信的文献价值
（山东大学文学院）
研究钱谷融,不单要关注《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著述,还要关注他早年的习作和一生所写的大量书信。钱谷融的书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闲斋书简》的出版经过、《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和出版的前前后后、他对自己早年习作的看法、培养学生的方式等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态与心态的珍贵历史信息,都可以从他的大量书信中释读出来。此外,深入解读钱谷融等学人的书信,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研究。
李政涛丨“数智时代的教育场景与技术逻辑”主持人语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研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实际上,这一关系的本质是“教育(学)与技术”的关系,只是这一关系在很长时间内被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所忽视。人工智能的兴起,唤起了教育基本理论对“技术”研究的自觉,在“教育(人)与人” “教育(学)与社会”这两大经典关系之外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此次专题研究共分三篇论文,分别从“教育(学)与技术”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伍红林教授《论教育的技术逻辑及其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向》一文从历史的视角,梳理了不同时期“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提出技术逻辑是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动因,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逻辑应与教育的人文逻辑之间取得平衡,“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根本使命;李云星教授《主体的重塑:数智时代的主体遭遇及其教育应对》一文则对当下数智时代人为主体的数字化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的数字技术主体将使传统人类主体发生衍变,在这一情形下需要重新邀请和革新主体教育,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数字素养,在承继自我技术的教育中安顿和重塑主体;卜玉华教授与李政涛教授合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审慎对待未来学校建设中的技术乌托邦》一文将“教育(学)与技术”关系置于未来教育和未来学校建设的视域中,对当下技术驱动的未来学校建设和未来教育变革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不能乐观地描述技术赋能下的未来学校及未来教育美好图景,提出不能让教育技术主导人们对未来学校的想象性,教育技术驱动下的未来学校需以合乎教育性、包容性和公平性为旨归。
卜玉华 李政涛丨理想与现实之间:应审慎对待未来学校建设中的技术乌托邦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最近二十多年,教育技术驱动的未来学校建设日益成为一种主导性话语。教育技术采用乌托邦式的论证方法,一方面把现代学校隐喻为工厂批判其过时性,并认为当代教育改革如同对“旧房子”的修修补补,不足以根本转变工厂学校的弊端,一方面乐观地描述技术赋能下未来学校的美好图景。但现实表明,最近几十年国内外所进行的未来学校建设项目以及 UNESCO 对 2019 年发生的全球疫情下教育技术运用状况的调查结果却表明,教育技术驱动下未来学校的前景并没有想象的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工厂式学校的隐喻前提并不准确,教育技术融入学校需要经过社会情景的过滤,而且教育技术充满着多重逻辑陷阱,与教育逻辑难以耦合。因此,面对教育技术,负责的态度当是在重视探索教育技术带给未来学新可能性的同时,却不能让教育技术主导人们对未来学校的想象性,即便是教育技术驱动下的未来学校,也仍需以合乎教育性、包容性和公平性为旨归。
伍红林丨论教育的技术逻辑及其人工智能时代的可能转向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
技术伴随人类发展历程,但教育基本理论长期对“技术”缺乏关注。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成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新的基本问题。从“技术”视角回顾不同时期的教育,可以发现,技术革新是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因。在这一意义上,技术逻辑是教育内蕴的基本逻辑,表现在它对不同时期教育目的、课程内容、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影响上。沿着人工智能技术逻辑发展下去,教育有可能走向“成人之事”的反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虽然不能摆脱技术逻辑,但可以进一步彰显人文逻辑,努力取得两种逻辑之间的平衡,着力唤醒人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对自己的认知和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体系时自我的坚守,使人从技术压迫之下解放并成为生命自觉之人,这将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最高使命。
李云星丨主体的重塑:数智时代的主体遭遇及其教育应对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总是关涉主体和主体化,无法回避主体问题。在数智技术时代,人类主体转向一种数字化生存,并遭遇新的数字技术主体。这使得传统人类主体发生了衍变,由一种内在、实在、单一的理性能动主体转向一种外在、虚拟、混合的弥散主体。数字技术自身物质-技术属性与数字资本主义相结合促使了人类主体的异化,包括主体的物化与去社会化、商品化和自我异化。面对数智技术对主体的形塑,需重新邀请并革新主体教育,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数字素养,并承继自我技术的教育,以安顿、重塑主体。
郭 熙丨论“国际中文教育”的框架与目标
（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倡导构建大框架的国际中文教育。随着语言科技的快速发展,中文学习动机的分众化、区域化差异日益明显,单纯将中文作为交际工具进行学习的动机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这就要进一步深入认识不同中文学习群体的需求特点,重新评估中文在他们身上的功能和价值。中文是华夏文明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一种语言文明。应倡导这种新的语言价值观,建构与之相应的国际中文教育目标。中文作为祖语教育的目标是传承中华文化,中文作为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分享华语文明。文化传承、文明分享和多元交流互动结合,协同发展。中文教育本身是一种路径和手段。文化传承、文明分享,应当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口号。
李泉 刘琪瑶丨论外向型学习词典编纂的两大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和研究是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和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现有学习词典总体上仍囿于字词释义与配例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学习功能还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应更新和创新外向型学习词典编写理念和模式,以充分满足学习者的“学”为核心理念,确立“大学习词典”观,将相关的中国文化知识、语法和语用知识等一并融入学习词典。文章认为充分体现汉语汉字的特点与二语学习规律,充分融入汉语语法与语用知识;准确揭示词语和语句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现象,并从跨文化角度做出恰当的诠释,是影响汉语二语学习词典编写水平和质量、学习效益和外行型特征的两大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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